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时代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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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时代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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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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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与各位做一次交流。问题就是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在这个题目之下，我主要想谈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看待现在经济的状况，以及可能的前景；第二就是要实现这个前景我们所需要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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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对不确定性的全民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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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我想，各位企业家和高管们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都是感同身受。我本月从内蒙的锡林格勒到河南的郑州、漯河，到四川成都、雅安、西昌、攀枝花到云南昆明，看到了很多现象，总体感觉是，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并且这种不景气的状态已经渗透到了最边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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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林格勒的时候，我曾经在街头一个很小的饭馆吃饭，听老板说，他们现在的客流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原来我们还以为餐饮业的不景气主要是因为“八项规定”，限制公款吃喝等造成的，现在看来，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在那样一个公款消费不会光顾的小饭馆，生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旁边的工地少了。原来都是工地的工人在这吃饭，而现在工人变少了，它的生意就直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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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了雅安，那里有一种小鱼特别鲜美，是当地特产。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店吃了四斤半这种小鱼，我想可能会要到五六百块钱，但事实上，加上其它菜和锅底，一共才收了190元。并且，正当中午饭点，整个店就我们两位客人。我感觉到，即便在边远地区，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经济的下行。所以现在的经济形势确实非常不乐观，应该说情况很复杂、形势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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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的下行，社会上也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比如前一段《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这种经济形势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都在讲经济呈L形走势，但这个L形的底部究竟在哪里？我听到的最悲观的说法是要在谷底20年。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三期叠加”。但是这不完全是经济问题。经济只是整个社会趋势的一部分，必须将其放到整个社会趋势中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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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来自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稳定的预期是指国家的方向感、上层的安全感、民众的希望感。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方向感。国家方向感，要放到历史的脉络中来看。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还要接着走向下一个三十年。

      

但是，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人们也正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并且当经济衰退与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这种困惑会越发强烈。这两年我一直在讲，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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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困惑是基于明确的道路的。尽管中间会遇到障碍，但只要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继续前行就可以。但是这一次不同，似乎是在戈壁、沙漠里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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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的时候，前面的车辙很深，似乎是有路的，但是走着走着，遇到了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的甚至消失了。那我们怎么办？最后选择一条路，可能会是一条坦途，也可能是根本走不通的，一旦选择错了，就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与原来不一样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充满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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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要做两件事：打破过去的僵局，确立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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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经济未来的前景，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抛开政治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仅就经济而言，我持乐观的态度。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学家们都在讲中国经济的成就与奇迹，而我却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经济与社会当中的问题。记得七八年前，我与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一起开会，我们俩的观点正好相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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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乐观主义观点，我是悲观主义看法，参会人员有支持他的，有支持我的。争论到最后也没有结果，我开玩笑说，原来，乐观主义的就是经济学，悲观主义的就是社会学。所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现在，整个社会好像都陷入了一种悲观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去突然转变为了少数的乐观主义者。而我的乐观是有我的判断和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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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逻辑性前景。逻辑性前景就是，如果条件具备，如果不出现问题，我们其实可能有一个乐观的前景。这个前景不见得是现实，它首先是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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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个社会处于悲观氛围，除了对道路选择上的悲观态度，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快速发展的三十年，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很多有利条件集中在一起的结果。比如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存在等等。在房地产、汽车、家电这样一些非常有能量的产业的带动下，又正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国际出口环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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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利的条件集中到一起，支撑了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这种优势都在逐渐失去。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二、三十年还会有不错的发展吗？如果有，条件、动力、优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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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具备了一定条件，一是能克服并渡过眼前的困境；二是保证今后不折腾。如果有了这两个条件，中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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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三十年，我们要做两件事：打破过去的僵局，确立新的方向，超越两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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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僵局我们通过反腐做到了，但是确立方向却出现了问题。如果有四条可能的路，但是前面三条走不通，怎么办？只能走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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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路有三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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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统的连续性，符合最大公约数，通向现代文明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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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制的有效性：体制要保证能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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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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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也挡不住的趋势，社会正在面临两个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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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两个转型，包括我十六年前提出的，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和我今年春节提出来的，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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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转型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从企业角度思考经济状况，可能大家特别关注政策因素，因为政策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要关注什么？要关注谁也挡不住的趋势。这两个转型表明的就是这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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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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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时候，我发表了题为《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文章，提出了从柴米油盐时代向汽车房子时代转型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生活在柴米油盐时代。那时候夫妻两人上班，每人工资40-50元，全家月收入80-90块钱。把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买完以后，基本上就没有钱再做其它事情了。那时候，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人民生活，都围绕着生活必须品在转，这叫柴米油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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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始于80年代中期，冰箱、彩电、洗衣机以及空调等等家用电器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日子开始有所不同了。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住房体制改革，住房消费成了人们消费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工薪阶层，基本上这些年把钱都花在了房子上。这时候的生活就更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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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本世纪初，具体地说是2003年，汽车开始进入市民家庭。2003年“非典”的发生，催生了更多的家庭考虑拥有一辆私家车，也导致了更多北京市民购车计划的提前。就在那一年，北京市增加了机动车40万辆，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北京突然间开始堵车了。

      

那一年汽车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记得那一年，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总在说，要注意“京F现象”。因为那一年买车上牌子都是京F打头的，大家的意思是，开新车的人是新手，见到要躲远点。到了2004年和2005年，又分别增加了20多万辆，2006年、2007年分别增加了30多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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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在从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到房子汽车时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在很多人看来，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要买房、买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都与这个转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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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经济三十年经济的成就与此转变直接相关。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人们可以找到各种动力与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从柴米油盐向房子汽车升级。如果没有这个升级，三十年来，我们十三亿人口始终停留在柴米油盐的状态中，是不会有这样一个长期保持的快速发展的，它最基本的动力来自于从柴米油盐到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的升级。中国经济的成就与中国经济当中最基本的问题与这个转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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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但究竟什么是内需不足？我们估计，有不少于10万篇文章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说清楚，什么是内需不足？什么东西内需不足？肉吃得少了吗？啤酒喝得少了吗？哪个都没有少，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内需不足是中国社会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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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进入不了这个时代，他消费不起那些东西，所以是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发达国家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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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率先提出来的，其本意是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槛。具体来讲，过去我们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价格上去了，优势消失了，这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槛。所以在中等收入阶段，大家都不好过。在中等收入阶段，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柴米油盐的阶段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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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典型的美国的中等收入阶段大体是在二战前，一、二战之间。当年美国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如何从生活必须品时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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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1929年爆发的，正好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的美国总统胡弗在1928年竞选美国总统，并于1929年正式任职。他任职之时，正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而他在1928年参加竞选的时候，曾经向选民许诺，他当了总统以后，要实现美国每个家庭锅里煮着两只鸡，院子里都停着两辆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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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听到这一许诺可能觉得可笑，但是从这个目标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所处状态与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所以他才会把吃与车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在胡弗时代，1929年，美国有1亿人口，当年的汽车产量是1500万辆。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前两年的汽车产量是2400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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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汽车保有量比87年前的美国低得多。而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每年新造房屋100万幢，与它的人口相对比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正在经历我们今天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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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去年这个时候，索罗斯在一次演讲上说，中国经济减速与转型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索罗斯作为正式投资者在世界银行上的讲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从柴米油盐过渡到房子汽车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搞不好就是一场危机，甚至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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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型为什么很难？因为这个转型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生产，一个是消费。在这个阶段，首先得把房子、汽车大量生产出来，这个相对容易做到。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概括来说就是把房子、汽车、家用电器大辆生产出来。从人类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如果不折腾，不发生对外战争，不对内搞阶级斗争，用20-30年时间足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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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消费这个过程要过来就非常难了，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异悬殊，这样的国家要在消费意义上也能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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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情况就像在过一个门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消费的这道门槛，三十年了我们始终没过来。个人认为再过二十年，后一只“脚”能过来就非常不错。前前后后要经历半个世纪时间，可见是多么难熬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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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想，我们要大量地生产耐消品，不生产，工厂就要倒闭，工人就要失业。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生产。可是，生产出来了却卖不出去，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卖不出去，而是差不多要半个世纪时间，那是非常难熬的。而我们现在正在“熬”，等到后一只脚过来了，大家可能都退休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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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后一只脚始终过不来会怎样？会是一场危机甚至是灾难。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就与这个门槛有相当大的关系。如今，八十七年过去了，在这八十多年间，对于这场经济危机，人们写了无数论文，发表了无数专著，甚至有的学者一生都在研究，但是至今没有人真正把它说清楚。没有人真正去追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过剩了？什么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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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还存在误解，大家一说生产过剩，就想到了倒牛奶，牛奶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符号。但是事实是，30年代的大萧条，真正卖不出去的不是牛奶，而是房子、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话机、收音机……是这些耐用消费品。我们一定要知道，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美国要过这个耐用消费品的门槛但是没过去的结果。

      

2．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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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怎样从柴米油盐阶段升级到房子汽车、耐用消费品阶段的呢？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十年，主要的支撑是家用电器。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具体是从98年开始。这一年，实行了房贷，取消了福利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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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年起，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房地产超常规发展的时代，而从居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规模集中置业的过程。这样的房地产超常规的发展和大规模的集中置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1998年到2016年的18年时间里，我们不但解决了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问题，甚至把子孙后代几代人的房子全给盖好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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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学者最怕预测中国，因为对中国做出预测很难，中国社会变化不定。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预测中国虽然很难，但是也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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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特点是运动的社会、折腾的社会，你只要看她前几十年在折腾什么，就一定知道她后几十年一定会发生什么。比如我们既然知道80年代在折腾计划生育，就一定要知道，几十年后中国一定要有一个老龄化的过程，这个预测并不难。所以中国过去20年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也正是几十年前发展模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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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大寨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意思是不能有点钢筋水泥就急于盖房子，那对生产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得首先用于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尤其要用到重工业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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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在改革开放那几十年，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好好盖房子，社会欠帐太多。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有6.7平米，三口之家差不多就20平米的房子。由于欠帐太多，所以这20年，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就是在补欠帐的过程。但是由于动力太大，一补就补大发了，把子孙后代都给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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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时代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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